牌楼之下
波士顿中国城牌楼45年：见证的历史与记忆
从波士顿市中心南站（South Station）那头远远望去，只要看到那一片彩色灯笼，就知道那边是中国城了。如今的牌楼张灯结彩，门前的小广场上，三五成群的人们坐着闲聊，孩子们在游乐设施间跑闹嬉戏，几张桌椅供路人歇脚攀谈。左侧围栏里的小公园里，常有老人聚在一起打牌，笑声不断，热闹非凡。抬头望去，“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高悬牌楼向着Greenway的一侧，另一侧则刻着“礼义廉耻”，引领着大路上车水马龙的行人，踏入中国城这独具文化特色的一隅。而牌楼前前后后的历史，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如同人们头顶上一盏盏五彩的灯笼，神秘又特别，点点滴滴，幻化成了人们的回忆。
四十多年过去，牌楼见证了中国城一代代人的成长，也陪伴着这片社区从筚路蓝缕走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明年，这座牌楼即将迎来它落成的第45个年头。
一份迟来的礼物
这份来自海峡对岸的礼物，来得并不轻松。牌楼由台湾政府赠予波士顿华人社区，建材最早于1976年运抵波士顿，但由于选址、预算和两岸政治关系等多重因素——尤其是1979年美国正式转向承认北京，波士顿一度担心竖起一座“台湾捐赠”的牌楼会带来政治麻烦——牌楼的建设被搁置了数年，直到1982年中秋庆典期间，才终于正式落成揭幕，为中国城添上了这道亮眼的风景线。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ew England（CHSNE）现任负责人Alice Kane，同样记得这段历史里的政治敏感：“市政府一开始其实不太敢正式收下这份礼物，他们担心接受一份来自台湾的礼物,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所以这份礼物就那样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们确认不会有政治反弹,才正式接受。”
牌楼建成的过程,也远比想象中曲折。“礼物是分批、拆散了运过来的，”Alice Kane回忆听闻的说法，“官方正式接受、打开清点的时候，才发现好几块构件在运输途中已经损坏了。”牌楼建筑师Yu-Sing Jung的遗孀Lena Jung，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忆了类似的困境：“砖是从台湾运过来的，那时候两岸政治问题很敏感……不管怎么说，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它们不耐冻。我们这里的冬天比台湾冷得多，过了第一个冬天，就裂了，只能重新订。” 两种说法未必矛盾，很可能是运输损耗与到货后气候不适两个阶段先后发生的事——好在最终，这份礼物还是稳稳当当地立了起来，成了如今大家熟悉的模样。
建造者的人生
说起牌楼,就绕不开把它一砖一瓦真正立起来的那个人。Yu-Sing Jung的遗孀Lena Jung，娓娓道来了丈夫更早年的人生。他出生于香港，经历过日据时期的动荡——十三岁那年,他与父母失散,不得不独自谋生，自学会计，甚至虚报年龄才找到工作。“他跟人说自己十八岁，其实他才十四岁左右，”
Lena Jung笑着回忆道，“但他很能干，后来做到了很好的职位，因为他是个很出色的会计。
“战争结束后，一家人重聚，Jung随后前往加拿大学习建筑，并曾在多伦多大学任教，之后南下美国发展，与人合伙成立了建筑事务所Jung/Brannen Associates，参与了波士顿多个建筑项目，牌楼是其中之一。他同时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年轻时曾在香港获奖无数。“他从小在香港上中文学校，学的是很地道、很老派的中国文化，” Lena Jung说，“他不只是建筑师，也是一位真正有成就的书法家。” 被问及丈夫对这份工作最看重什么时，94岁的Lena Jung想了想说：“我想……诚信大概是他做任何事的根本原则，作为一个中国人。”
她于1967年随丈夫定居波士顿，尽管自己是北方人，不通粤语，但仍觉得中国城“对所有华人都很包容”。谈及牌楼的意义，她说得朴素却郑重：“这座牌楼立在中国城一个很好的位置，所有人都能看见它。我想，这真的是属于我们的一座伟大的纪念碑。” 被问及是否记得1982年前后的建造过程或揭幕典礼时，她坦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记不清了。” 岁月流转，许多亲历牌楼建造过程的人，如今都已步入暮年，但他们留下的这段记忆，依然值得被好好珍藏。
“他们把我的家变成了迪士尼乐园”
不是所有中国城居民，第一眼看到牌楼时都心生自豪。
Cynthia Yee，在Hudson Street上出生长大，是社区里第一位担任班主任（homeroom teacher）的华裔女性，曾在Josiah Quincy School任教。牌楼刚建成时，她已经搬到Brookline居住、教书，“我当时想，‘哇，他们把我的家、我的社区变成了迪士尼乐园。’ 这是什么，一个主题公园吗？这不是。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社区，不是一个只为了卖门票的商业景点——来看中国人，来吃中国菜，来买这些灯笼（她指着头顶这些灯笼），没有一户人家会把这些灯笼挂在自己家里，那只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
牌楼上悬挂的旗帜，也常被误解。“那些大学生总来问我，‘Cynthia，为什么中国城挂着台湾的旗子？’ 我告诉他们，那不是台湾的旗子，那是国民党的党旗——是共产革命之前掌权的那个党的旗子。这些移民那时候只知道当时中国的政府是蒋介石的政府。” 在她看来，这些移民效忠的不是一个叫“台湾”的地方，而是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中国——他们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大陆，拿回被没收的家产和土地。
牌楼所代表的“符号化的中国城”，和她真正生活、成长的中国城，是两回事。真正的中国城，是在排华法案这段不公正的历史下，一点点建立起来的社区。“这些牌楼底下的房子，本来就不是为了开餐馆才建的，” 她说。数十年里，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劳工携带妻儿赴美，造成了许多家庭长期分隔两地的困境；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些移民也曾以“契纸儿子”的方式，帮助同乡的孩子以亲属身份赴美团聚——“这不是在骗人，” 她强调，“这是一整套关于社区、关于互相帮助的道理。” 像黄氏宗亲会、余氏宗亲会（Cynthia Yee自己的家族）这样的会馆，早年只身赴美的男人们没有地方落脚时，就住进宗族会馆的楼上，靠着同乡情谊在异国扎根。
也正因为这样，Cynthia Yee对牌楼未来的期待格外朴素：“人们喜欢站在那儿拍照，那是一个碰面的地方——‘我们牌楼见’，就是这个意思。这挺好的，这就够了。但年轻人不应该被分裂，说‘我是台湾来的’ ‘我是大陆来的’，不该是这样。你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带着记者在中国城边走边聊时，Cynthia Yee指着牌楼下正中央一个自带音响、跳着广场舞的男人笑着说：“这家伙每天都在这儿跳舞，自己一个人跳。” 没有伴舞，没有围观的人群，他只是每天白天都会出现在牌楼下，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地跳着——像极了这片社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
从车流到脚步
牌楼所在的路口，曾经是一片车流穿行、极不适合行人停留的危险地带。“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 Alice Kane回忆道，“车子从下面的高速公路冲上来，根本看不到正在过马路的行人。” 好在，波士顿大开挖 （Big Dig）工程完成、Rose Kennedy Greenway建成之后，这片区域才逐渐从车行空间，转变为如今大家熟悉的、真正属于行人的公共空间。
对于亚裔社区发展公司（ACDC）而言，这种空间转变直接催生了牌楼周边今天最热闹的两项社区活动。其一是已经举办了20年的Films at the Gate露天电影节。“它最早根本不在牌楼旁，”ACDC的执行主任Angie Liou介绍道，“是在牌楼以南半个街区、Hudson Street上的一块荒地上。那既是为了让社区一起看电影，也是为了清理那块被遗弃很久的空地，让那个公共空间重新活起来。” 随着规模扩大，活动才逐渐迁移到牌楼旁的Chin Park，“一个更显眼的空间。”
牌楼给这项活动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更醒目的场地。“我们做导览时常常提到，”ACDC青少年项目负责人Emma Ishida说，“牌楼本身就是中国城一个很大的象征。而且‘gateway’这个词也是个双关——我们说的是gateway communities,牌楼象征的正是入口、门户，而Chinatown、Malden、Quincy这些我们服务的社区，本身也都是移民密集的门户社区。” ACDC发展与传播员Enzo Nguyen在一旁补充道，自己的父亲当年刚移民来美国时，最早落脚的地方之一就是中国城：“这真的帮他找到了一个落脚点、一个家，让他能在美国安顿下来——对移民来说，这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现在。”
其二是已经持续十年的Satter Play青少年营造项目，让高中生主导策划Mary Soo Hoo Park和Frank Chin Park周边的儿童游戏活动。“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有车辆穿行，孩子们才能真正安全地在这儿跑来跑去，” Emma说，“随时都能待在这里，感觉很安全。”
不过眼下，Mary Soo Hoo Park正因整修而暂时关闭。“如果你说的是那些下棋、打牌的老人,” Angie Liou说，“他们以前都聚在Mary Soo Hoo Park里的几张桌子那儿。但公园现在关闭了，至少要一年，所以他们现在被迫挪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觉得对很多老一辈居民来说，中国城本就没有太多户外休闲空间和机会，这是少数几个他们能在户外聚会、有点娱乐活动的地方。” 好在牌楼门前那片小广场依然人来人往、热闹如常。
牌楼之下，谁还在这里
Emma Ishida说，“我担心最后留下的，可能只剩牌楼本身。” 她提到，美国其他一些中国城，早已是“有牌楼却没有居民、没有生意”的空壳——“牌楼在那儿，只要这个地方还存在，它大概就会一直在。但这不代表这里还负担得起居住，不代表还有本地小生意撑得下去。”
Angie Liou也表达了类似的心情，并特别强调：“游客走进牌楼、逛完Beach Street，看到的是很多餐馆、面包店、奶茶店,一片热闹景象。但很多人没意识到，再往里走几个街区，是安静得多的居民区——那才是真正密集的住宅社区，有成千上万依赖这片社区生活的低收入移民家庭，” 她说ACDC多年来的工作，正是努力让这些居民能够继续留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明白，中国城不只是Beach Street、Harrison Avenue、Tyler Street这些商业走廊，它背后是真实的、想方设法要留下来的居民。”
对未来，Angie Liou的期待相对笃定：“我想只要中国城还在，牌楼就会一直立在那里，继续作为中国城的象征——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地标，一个居民和游客都会前来聚集的地方。
这或许正是牌楼今天最动人的地方：它曾是一份跨越重重波折才落地的礼物，是一位建筑师半生心血的投射，也曾让本地居民一度感到被“景点化”的不安，但如今，它更是青少年活动、街坊闲聊、老人下棋打牌的日常背景板。对Lena Jung这样的老一辈移民而言，它是“值得骄傲的纪念碑”；对Cynthia Yee而言；它一度是被强加的“迪士尼乐园”，如今则更希望它成为华人在海外的团结象征；对ACDC这样的年轻一代社区工作者而言，它既是社区活力的见证，也是一种提醒——提醒人们牌楼会一直立在那里，而牌楼脚下这个由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构成的中国城，同样值得被继续守护下去。
明年，这座牌楼将迎来它落成的第45个年头。那位自顾自跳广场舞的男人，还有牌楼下闲坐聊天的街坊，头顶上，彩色灯笼依旧随风轻轻摇曳。而中国城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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