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无法逃避的历史 评《美利坚合众国》
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从伟大诗作中信手拈来诗句并以此观照现实生活的人来说,有时会感到被那些不期而至的事物所淹没。以“时光流逝”这一概念为例:埃迪·S·克劳德(Eddie S. Claude Jr.)的著作《美利坚合众国:种族问题如何笼罩国家的周年纪念》探讨了当国家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将要经历的集体创伤。时间在无限的循环中流转,自我吞噬,无始无终。克劳德笔下六个极具分量的章节所营造的氛围,不禁让人联想到T.S.艾略特的诗作《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这首诗的主人公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怀着明显的恐惧与战栗,目睹着自己岁月的流逝:
“我用咖啡匙量尽了一生;
我认得那声音,带着将尽的余韵。
……而当我被钉成标本……我该如何开口,
吐尽我岁月与行止的所有烟蒂残端?”
克劳德将“咖啡”这一意象(想必是无意为之)与他导言的标题(“杯底的苦涩”)以及他对W.E.B.杜波依斯(W.E.B. DuBois)“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理论的引用联系了起来。书中深入阐述了这一观点,即“……21世纪的问题,在于美国极力回避自我审视。”克劳德在阐述观点时,充分汲取了非裔美国人卓越思想的丰富宝库,特别是杜波依斯(DuBois)、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智慧。关于“百年纪念”的那一章,探讨了随着南北战争后的重建进程开始瓦解“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所带来的后果。1926年,我们不得不面对欧洲移民潮以及主流社会中三K党势力的死灰复燃,而这一切最终演变成了大萧条(那场将所有人卷入其中的经济困境)。最后,斯坦利·福尔曼(Stanley Foreman)1976年拍摄的照片《The Soling Of Old Glory》完美地体现了我们之间永恒的分裂:一名白人青少年在波士顿市政厅台阶上攻击一名黑人男子,当时该市正陷入激烈的反对校车接送抗议之中。
克劳德在此处的观点十分明确。这并非煽动性的愤怒宣泄,而是一部深刻理解“……历史与记忆是积淀经验之宝库”的著作。他的使命是确保我们能够继续前行,即便面对看似彻底绝望的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尽管我们似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未曾有过,但我们终将坚持下去。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克劳德引用了其言论)曾坚持认为历史是内在的。也许这意味着,向彼此揭示历史的某些侧面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与自身的矛盾共存。克劳德写道:“无论当那场狂热的梦魇再次袭来时人们如何评说我们,克劳德写道:“我们不是需要反复证明自己的外来者。我们那些贴近地面、扎根于土地的爱,让这个地方成为值得为之奋斗的存在。”
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著作,其首要使命在于揭示真相,这些真相既是对一部分人的提醒,也是对另一部分人的启示。在第一章《自由是白人的恩赐》(Freedom is the White Man’s Gift)中,他提醒我们,费城既是《美国宪法》的诞生地,也是《逃亡奴隶法》的诞生地。在《七月四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What is the Fourth of July to us?)一章中,克劳德回顾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52年发表的演讲。道格拉斯,这位曾在1838年(时年20岁)成功逃往北方的获释黑人,在演讲中深刻反思了这个节日的意义:
“……你们的庆祝活动不过是一场骗局; “你们引以为豪的自由……你们国家的伟大……你们欢庆的喧嚣,尽是空洞与冷酷……”
在演讲的早些时候,道格拉斯对澄清记录的需要也具有决定性:
“美国背弃了过去,背弃了现在,并且郑重地许下誓言,要在未来继续背弃这一切。”
克劳德在此给予了道格拉斯应有的高度评价。这篇演说在2026年读来,或许比在1852年时更令人感到刺痛。在转述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于1874年对黑人公民权问题的看法时,这位以歌颂感官放纵与自由而闻名的传奇诗人,在我看来,简直活脱脱像个21世纪“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信徒:
“仿佛过去五十年来,数百万无知的外国人还不够让我们在选举问题上不堪重负似的,如今我们又注入了很大比例的黑人,就(群体)智力和素质而言,他们简直和成群的狒狒没什么两样。”
克劳德指出,到了我们国家百年纪念之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许多废奴主义者朋友(如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哈丽特·比彻·斯托和苏珊·B·安东尼)都在问:“黑人还想要什么呢?”在他们看来,既然已经实现了“解放”,并且(尽管从未兑现)承诺给予所有曾经被奴役的人“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这就足够了;至于投票权,则必须等待时机。对道格拉斯而言,“白人之间的和平,对我们来说却意味着灾难。”
到了我们国家一百五十周年纪念(1926年)时,情况也并未好转多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他起初拒绝出席葛底斯堡的纪念活动,且曾在1901年写道黑人“对一种他们并不理解的自由感到兴奋”,利用他在纪念仪式上的发言,极力宣扬那场可怕战役过去50年后的景象:“……意味着和平、团结与活力……这种和平是多么有益身心、具有疗愈作用啊!”“美国优先”的理念似乎正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最初的广泛响应;当时,三K党将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连任以及《约翰逊-里德移民法案》(该法案将所有非洲人以及日本、中国和印度移民拒之门外)的通过归功于自己的功劳。
1924年的卡尔文·柯立芝与百年后的现任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令人警惕的相似之处。对柯立芝而言,奴隶制问题无关紧要,1921年塔尔萨(Tulsa)发生的种族大屠杀显然也微不足道。他的目标是将美国历史神圣化:费城是“神圣的殿堂”,独立厅是“神圣的土地”。在他看来,既不需要第二次革命,也不需要对当时美国的社会现状进行任何调整。鉴于查尔斯·考夫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那激进且恶毒的反犹主义及普遍种族主义思想从未消亡、甚至在当下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克劳德反思道:移民群体的范围实际上已扩大至包括“欧洲族裔”,而三K党则“转向了一种更简单、更纯粹的种族体系,即只分两类:白人与非白人。”
第五章之前的插篇“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以1939年2月20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一场集会为开篇,当时有两万人出席,这场集会看似是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变相致敬。那正是“美国优先”思想与孤立主义盛行的时期,也是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宣扬“那种开拓西部并建立我们国家的精神,正是尚武白人的精神”的年代。克劳德细致而有力地引领我们回顾了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事件、“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57年的小石城(Little Rock)冲突,以及我们至今仍在痛苦反思的民权问题与即将到来的美国内战百年纪念。作家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曾指出,那场战争中流下的牺牲之血实际上并未让我们发生蜕变。到了1961年,即《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百年纪念前夕,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请求肯尼迪总统颁布一份新的宣言。然而,为了避免得罪潜在的南方选民,总统给出的回应却是为“美国黑人社会的名流”举办一场体面的晚宴……金博士想要的是一份新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得到的却只是一顿晚餐。
克劳德明确指出,到了1976年,国家面临的问题——包括“双重意识”(dual consciousness)以及拒绝彻底正视建国之初便已存在的虚伪性,并未变得更容易解决:
“到1976年,寻求共识的号召已失去效力;社会分裂并非仅仅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而是反映了许多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群体的真实生活境遇,并揭示了这一共和国核心地带存在的种种矛盾。”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开始掌权;而“黑人历史周”早在1976年便已升级为“黑人历史月”。再将目光投向近期的2021年,拜登总统成为首位出席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Tulsa)事件周年纪念活动的总统。此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拜登就该事件发生后不久全国上下的反应所发表的明确而直率的言论:
“事件一发生,就有人明显试图将其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如果我们假装这一切从未发生,或者假装它对当今的我们没有影响,那无异于自欺欺人……”
我们尚无法预知,当2026年7月4日国家迎来250周年诞辰时,我们将如何审视自身。克劳德首先回顾了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任期伊始便已着手推进的议程,以此为背景展开了论述。当时颁布的一项题为《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智》(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to American History)的行政命令,其既定目标是防止国家历史被改写,即避免“……用一种受意识形态而非真相驱动的扭曲叙事,来取代客观事实”。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当时“……被指责受到了一种具有分裂性、‘以种族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本书结尾,克劳德呼吁进行一场“第三次建国”(Third Founding)——即一场“价值观的革命”,并坚定地表示,他(以及整个国家)将继续向前迈进:
“……我要铭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至今仍拒绝兑现其《独立宣言》中的承诺。那些原则并未因人的道德缺陷而丧失……我将这些原则视为己有!”
我们的历史既不平坦,也无逻辑可言,鲜有著述能有力地反驳这一点。每当有一种叙事宣称我们是受神启示、在“昭昭天命”的驱使下认定这片土地属于我们(而不一定属于你们)时,总会有与之抗衡的叙事,这些故事比当今“真实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发布的任何内容都更接近事实。我们将继续直面过去,努力弥合种种过失与不公,至少要诚心诚意地还原历史真相。民权活动家巴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通常被认为是“向权势说真话”这一名言的始作俑者;自1942年该理念首次提出、并于1955年在美国教友会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一份小册子中刊载以来,它激励了无数活动家。格劳德的著作《美利坚合众国:种族如何笼罩国家的纪念时刻》以有力而精彩的论述,呼吁诚实与理智,并为国家争取未来的进步。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