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兄弟去世了一样
- Paisley Zhilan Huang
- 24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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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叫停跨国收养两年后，许多家庭在悲伤与希望交织中苦苦等待
珍妮弗·凯利给那个她原本打算收养的男孩取名为Bo，这个名字源自《圣经》中的人物“波阿斯”（Boaz）。
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凯利为这个本有望在美国开启新生活的中国男孩选了一个简洁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这个名字意为“力量”。
Bo今年17岁，本应在2020年春天就来到印第安纳州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的凯利家中生活。这个家庭已有两个女儿，格蕾丝和鲁西，她们也都是从中国收养的。
在等待Bo到来的日子里，凯利让自己忙个不停。
她为他准备了袜子，在厨房墙上展示家庭成员生日的区域加上了他的名字，并将他的照片贴在冰箱上，她还珍藏着朋友为Bo亲手缝制的一床被子，和格蕾丝一样，Bo也患有脑瘫。
但Bo最终没能到来。他是因中国两年前叫停跨国收养而陷入漫长等待、命运悬而未决的众多儿童之一。
“我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我就是这么看待的。而且，我也无能为力，”凯利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凯利一家是受中国2024年8月叫停跨国收养政策影响而陷入困境的300个美国家庭之一。像Bo一样，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都属于鲜少有家庭愿意收养的群体。他们患有各种残疾，从先天缺陷到需要全天候照料的慢性病不等，只能在孤儿院里苦苦等待。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六，凯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屋里，青少年们的谈笑声和六只狗的吠叫声此起彼伏。格蕾丝保留着一张她和Bo在孤儿院时的合影，照片里，她穿着一件黄色T恤，正把一勺蛋糕送到Bo的嘴边，他而身穿红色上衣、头戴皇冠的博则张大了嘴巴。
2020年，随着全球疫情爆发，中国暂停了所有跨国收养活动，以限制人员流动。像凯利一家这样在新冠疫情前就已与待领养儿童完成匹配的家庭，不得不等到2023年中国恢复涉外收养业务。然而，当年仅有16例收养程序最终完成。一年后，中国宣布将永久禁止涉外收养，仅保留了针对外国人收养继子女或血亲子女的例外情况。
一些家庭转而寻求从其他国家领养孩子。另有一些家庭则在努力争取解除禁令，至少是针对那些已在中国完成匹配的家庭。
“希望引领归途”是一个由受禁令影响的家庭在禁令生效后发起的草根联盟，该组织一直呼吁美国总统出面干预。2024年12月，这些家庭促成33位州长联名致信时任总统乔·拜登，敦促他推动中国完成这些悬而未决的收养程序，并“兑现对这些儿童及家庭的承诺”。随后，他们又说服105名国会议员致信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就此事采取行动。
但进展甚微。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明确其立场。
“老实说，我从未想过中国会违背承诺，”来自肯塔基州的艾米·韦尔奇说道，她是“希望引领归途”组织的发起人。
韦尔奇于2017年从中国领养了女儿格蕾丝，自2019年起便一直在等待领养另一名孩子11岁的佩内洛普。
“我依然抱有希望，也许能找到一位富有同情心和善意的人，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至少能让那些已经与家庭完成匹配的孩子们回到家中，”韦尔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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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追踪相关数据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儿童国际”（China’s Children International）统计，自1992年中国正式开放跨国收养以来，已有超过16万名中国儿童被世界各地的家庭收养。
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其中半数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
《收养国度：收养革命如何改变我们的家庭与美国》一书的作者亚当·珀特曼（Adam Pertman）表示，收养规模缩减已成为全球趋势。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随着人们对人口贩卖和腐败问题的担忧浮出水面，那种认为跨国收养是连接孤儿与家庭的完美体系的观念，已受到质疑。
阿拉巴马州收养机构“生命线儿童服务”（Lifeline Children’s Services）的国际收养高级总监卡拉·斯拉舍（Karla Thrasher）表示，她对这项禁止涉外收养的禁令并不感到意外。
“真正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然不允许那些已经与儿童完成配对的家庭继续完成收养程序，”斯拉舍说道。
中国在1979年至2015年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数千个家庭遗弃了子女，其中主要是被传统中国文化视为“不那么受待见”的女孩。
斯拉舍指出，如今被遗弃并送往中国孤儿院的弱势群体主要是残障儿童。根据中国的数据，2014年至2018年间被外国家庭收养的儿童中，有95%患有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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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明尼苏达州埃斯科的凯莉·布莱克斯一家，于2018年启动了收养一名中国男孩（他们为其取名Judah）的申请程序。Judah患有唐氏综合征，在孤儿院中长大。一切进展顺利，直到2024年收养禁令出台。
布莱克斯的大儿子从幼儿园起就一直盼望着这位来自中国的弟弟。在他准备与Judah共用的卧室里，他在墙上贴满了印有汉字的海报。他总是告诉朋友们，自己将随家人一同前往中国。 “就像我兄弟去世了一样，”当禁令宣布时，他对母亲说道。
每年五月，布莱克都会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烤蛋糕，以此纪念Judah的生日。他们总是做桃子味的蛋糕，因为那是朱达在孤儿院过生日时吃过的口味。布莱克说，她想即便相隔遥远，也要和朱达建立一种传统，希望他将来加入这个家庭时，能“因这些熟悉的元素而产生一种联结感”。
在中国宣布禁令后的那个五月，布莱克一家再次烤了一个桃子蛋糕来纪念他。在筹备这次纪念活动时，他们不禁落泪。
“我对孩子们说，感到难过并消化这种情绪是没关系的，”布莱克回忆道，“但我们既可以想念他、为之难过，也可以继续烤桃子蛋糕，以此来铭记和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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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不再是选项了。”居住在加州圣拉蒙的Russell Wong夫妇一直打算领养一名亚裔儿童，希望能让孩子更容易融入同族裔的家庭。当他们发现通过国内领养渠道找到亚裔儿童的机会微乎其微时，便决定转向国际领养。
2018年，Wong先生看到了一名来自中国广州孤儿院的六岁男孩的资料。这名男孩天生双手各有六根手指，出生仅几天就被遗弃了。王先生夫妇希望能在一年的时间里把这个他们取名为塞缪尔Samuel的男孩接回家。
随着疫情结束，各国纷纷恢复领养工作，唯独中国迟迟没有动静，Wong先生开始觉得见到塞缪尔无望了。漫长的等待令人倍感沮丧。
“当消息公布时，我们反而感到了一丝释然，因为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答复，”他说。
他们的领养机构“夜光基督教领养服务”告知他们可以转而领养其他国家的孩子，且无需额外费用，但他们拒绝了这一提议。
Wong先生称这一禁令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它剥夺了孤儿们获得一个真心渴望接纳他们的家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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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回忆起她第一次听说Bo的情况，那是在2018年她去中国内蒙古旅行期间的一次短暂接触。当时她去当地一家孤儿院接回格蕾丝。并得知Bo是格蕾丝最好的朋友。回国后，她和丈夫迅速备齐了领养文件，于2019年提交申请，随后便等待获批前往中国接Bo回家。
她担心自己会失去Bo的消息，也担心Bo在明年2月年满18岁后会被转移到成人照护机构。
“我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怎样，”她说，“他会被送到哪里？又有谁来照顾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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