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编辑的信：杉原千亩应获得准确的赞誉

贵报近期发表的社论《杉原千亩会怎么做？》（“What Would Chiune Sugihara Do?”）提及了这位日本外交官在1940年于考纳斯（Kaunas）向犹太难民签发过境签证的事迹，这段历史也直接影响了我自己的家庭。杉原的行为在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展现了非凡的道德勇气。因此，他的故事理应以严谨和符合史实的方式呈现。*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 (Sugihara Chiune)

该社论称，杉原是在“尽管他本人及其家人最终被苏联政府逮捕并长期拘押的情况下”签发签证的，这暗示苏联当局因其帮助犹太难民而对其进行惩罚。这一说法并不正确。（编者注：该报道的网络版本已根据本文作者的指正作出更正，以避免造成这一暗示。）杉原及其家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苏联当局拘押的，当时苏联于1945年8月对日宣战，并在红军占领的地区逮捕了日本外交官。当时杉原正在罗马尼亚（Romania）担任日本外交官。与许多在红军占领地区被捕的日本外交官一样，他和家人因被视为敌国国民而被拘禁，大约十八个月后，于1946年11月被遣返回日本。他的拘押与其在1940年于立陶宛（Lithuania）签发签证的行为并无关联。

该社论还在对以色列（Israel）、加沙（Gaza）和约旦河西岸（West Bank）的当代政治议题进行论述时引用了杉原的历史遗产，将发生在截然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事件引申为当代政治结论。在大屠杀（Holocaust）期间行动的历史人物，应当在其自身的历史语境中被理解。将他们的故事用作当今政治论证的框架，存在扭曲历史记录和人物本身的风险。

杉原签发的签证与荷兰领事赞瓦尔滕代克（Jan Zwartendijk）在考纳斯（Kaunas）签发的库拉索（Curaçao）目的地签证相互配合；若没有后者，大多数难民将无法获得过境签证。我写此信，是作为因这两位人士而得以幸存的难民后代。

阿莱特·利沃（Arlette Liwer）

荷兰（The Netherlands）

以上：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 (Sugihara Chi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