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美国医生》会成为种族灭绝的处方吗？
专访导演 Poh Si Teng
观看新纪录片《美国医生》的最初几分钟里，观众很难不被一种恐惧和内疚感所笼罩。
片中闪过了一些人们熟悉的画面——那些经常收看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加沙种族灭绝事件（过去三年间）的观众对此并不陌生，比如医务人员惊慌失措地将浑身是血的儿童从救护车上抬出。随后，镜头转向北卡罗来纳州，马克·珀尔穆特（Mark Perlmutter）医生正坐在家中，对着电脑屏幕与《美国医生》的导演 Poh Si Teng 交谈。
两人正看着一张照片，而作为观众的我们此时还看不到画面内容。Teng 说道：“我觉得我最后可能会把这张照片做模糊处理，或者干脆不用它。”
“为什么？”珀尔穆特问道，语气中透着愤慨。“问题就在这里，”他说，如果在纪录片中不使用这张照片，那就等同于新闻工作上的失职。
Scenes from 'American Doctor'; courtesy images.
接着，镜头转向了珀尔穆特桌上的屏幕。我们看到几个年幼的孩子像玩偶一样并排躺着。他们的皮肤呈灰白色，衣物上沾满灰尘和干涸的血迹。他们都已经死了。
“在广播新闻中，这始终是个难题：到底该展示多少？又该隐去多少？”9月17日，Teng 在 Coolidge Corner 影院出席其纪录片的放映活动时，在接受舢舨采访时说道，“即使是在纪录片创作中，如果展示的内容过多，就会显得有些刻意或过火，让人难以承受。如果我在这里，在 Coolidge 影院，放映时展示了过多画面，观众可能会逃离影院。但如果不展示，那就不真实了。而且，这对幸存者也是极大的不尊重，这是一种伤害。”
在影片中，当 Teng 权衡如何处理这张照片时，她表示担心这会损害那些已故儿童的尊严。珀尔穆特对她的犹豫感到不满，反驳称真正剥夺这些孩子尊严的，是以色列，以及通过政策和税款参与其中的美国。突然间，我们面对着另一幅既熟悉又令人窒息的画面：那是一片广阔、末日般的景象，满目疮痍，无尽的毁灭，放眼望去，尽是废墟环绕的断壁残垣。一轮微弱的橙色太阳悬在地平线上方。
我们无法确定那是日出还是日落。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感受到的只有那令人心生不祥预感的黑暗。
我们感到内疚，因为这些画面提醒我们：作为美国公民，仅仅是通过维持日常生活，包括国家的外交政策、资金投入和武器销售，我们就已卷入了加沙种族灭绝的行径之中。我们感到恐惧，因为我们深知，这场死亡与毁灭的规模远超我们的理解范畴，也远超我们愿意相信的程度。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遇难者遗体尚未被发掘。我们也感到恐惧，因为我们都清楚巴勒斯坦最终的命运。
“美国刚刚同意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8亿美元，是28亿美元的武器，”Teng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道。事实上，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她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在观看这部由Watermelon Pictures出品的影片时，我们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我们多么希望那些在2023年末及整个2024年发出呼喊的学生们能被倾听，而不是遭到人肉搜索、被封杀、被逮捕……甚至被拘留。我们多么希望自己当时能做得更多。看着这部影片，我们无法不感到自己以各自的方式辜负了这一切。
Teng的这部影片（由Kirstine Barfod和Reem Haddad联合制作）记录了一支竭尽全力的医生小队。即便如此，这些医生仍常自问：自己做得是否足够？从长远来看，从巴勒斯坦的未来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否有意义？
与珀尔穆特医生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位医生，Thaer Ahmad医生和Feroze Sidhwa医生。我们看到他们在加沙纳赛尔医疗中心（Nassar Medical Complex）的手术室里忙碌，也看到他们在幕后接受CNN等新闻媒体采访时的情景。Teng还带我们走进了他们在美国的家中，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的厨房与起居生活。例如，我们看到了艾哈迈德医生与妻子及年幼子女相处的场景，以及珀尔穆特在启程前往加沙前向伴侣吐露心声的时刻。我们看到西德瓦谈论自己的巴基斯坦背景，并解释为何自己能如此不遗余力地为巴勒斯坦人奔走呼吁，因为他没有家庭负担。但显而易见，无论情况如何，这三位男士都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项事业。我们看到他们穿梭于国会大厦，与美国议员沟通，也目睹了随之而来的失望。我们还看到他们与其他医生在咖啡馆聚会，商讨如何倡导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推动停火。
Teng 表示，通过这三位医生的视角讲述这场种族灭绝的故事，不仅突显了他们的奉献精神与工作，还让美国人得以一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医生及其他医护人员的生活。
“这三位美国医生就像是一扇窗口，他们带我们进入加沙，走进纳赛尔医疗中心，让我们结识了那些早已在那里工作的优秀巴勒斯坦医生，”她告诉《舢舨》记者。“我希望人们看到那里的医生、护士和医学生，看到他们与美国的医务工作者并无二致。在我看来，关于这场惨烈屠杀的各类新闻报道中，恰恰缺失了这一点。”
Teng 在马来西亚长大，19岁时移居美国。她说，自己深知媒体在评判“谁的声音值得被听取”时所存在的偏见与成见。
“我对‘谁的声音能被听到’以及‘谁被视为可信的信息源’非常敏感……这些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也正是这部电影呈现出当前这种形式的原因。它就像是一匹‘特洛伊木马’……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我希望美国观众能看到这部作品。”
而它确实做到了。继在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首映后，这部电影已在全美各地的影院上映。最令人欣慰也最出乎意料的放映地点之一，是位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True/False”电影节。她说，这部电影在那里，即美国的心脏地带大受欢迎。
“那里的观众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具感染力、反响最热烈的群体，”她说，并补充道，“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当她询问观众为何选择观看这部在“True/False”电影节放映的影片时，大家表示是被片名吸引而来的。
她说，其实早在电影制作初期，她就已经想好了片名，但一直将其作为秘密保留。
“我甚至没告诉我的制作团队，”她说。“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电影的暂定名就是《无题医生》（Untitled Doctor）。直到临近收尾时，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片名。’我说：‘我们已经有一个了——《美国医生》。’我记得当时告诉了 塔尔·艾哈迈德医生，他的反应是：‘嗯，有意思。’” “当时我就想：‘嗯，这很贴切。你们都是医生，而且都是美国人。’”
“我很清楚人们看什么、怎么看、观察力如何，以及标题会如何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所以，起一个准确的标题很重要。但这同时也是一种‘特洛伊木马’式的策略，能把观众带入关于巴勒斯坦的话题。我不想让人们仅仅因为标题里带有‘加沙’或‘巴勒斯坦’字样就将其忽略。我在媒体行业工作多年，深知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事物的。”
在着手制作《美国医生》之前，Poh Si Teng 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新闻报道和电影制作经验。除了曾在《纽约时报》和半岛电视台工作外，她还执导或制作了诸如《帕特里斯：电影》（Patrice: The Movie）和短片《圣路易斯超人》（St. Louis Superman）等作品。
当被问及为何启动这个项目并投入大量积蓄制作这部影片时，Teng 说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什么必要。”然而，她不断看到记者成为以色列针对的目标，甚至一个个惨遭杀害。
“其中有一个人，我并不认识他本人，但他叫萨梅尔·阿布·达卡（Samer Abu Daqqa），是半岛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看着他因以色列军队阻拦导致医护人员无法靠近而流血致死，那一幕彻底击垮了我。而且，当时身在美国，我看到身边的同行们却都保持着沉默。”
影片结束时，我们内心依然充满恐惧与愧疚。但我们也知道，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发声，看到局势正在发生逆转。人们已经受够了加沙的屠杀、西岸的不公以及对异议声音的压制。我们也深知，若没有像这些美国医生一样的人们不懈努力，人们对这场种族灭绝的看法就不可能发生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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